“耿同学”打!!{假：杰青不能}只是学术“承包商”
撰稿 / 新京报评论员 王言虎 编辑 / 迟道华 校对 / 李立军
由科普博主“耿同学”引发的学术打假风波还在持续。
在此前举报了几名大咖学者造假之后，据大河报报道，5月17日晚，“耿同学”再发新视频称，“杰青造假的素材我手里还有，而且不止一个，同济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等4所高校，5个杰青，Nature的正刊、子刊都涉及严重的学术造假。请各位杰青自查。”视频搭配的标题也颇具威慑力：“给杰青们一个自查机会，拒不整改，再行举报！”
潜在被举报者有必要迅速启动自查
这是“耿同学”向学术圈大咖发出的又一封战书，相比于之前的“平地一声雷”，这次“耿同学”给举报目标留了一个缓冲期，“先自查，再举报”，这可以算作“耿同学”手下留情，但如此一来，压力就给到了衮衮诸公：要不要自查？查出了问题该怎么办？不查的话，万一“耿同学”真下场了呢？
理想状况下，被他点名的潜在被举报者，迅速开启自查，结果有二：一种是学术成果没有任何问题，坦然面对质疑与举报。必要情况下需要向上级报告相关被举报情况。
二是确实存在学术不端，这就需要当事人立即主动报告问题，并由高校或基金委严格按照学术规范程序启动正式调查。一旦证实学术不端，就要严格依规处置，决不能内部消化或不了了之。
不管怎么说，既然“耿同学”战书已下，那就且待两方后续如何行动，想必大众灼热的目光会一直紧盯事态进展。
其实从“耿同学”一开始的“零帧起手”，到现在的“先自查，再举报”，整个事件本身就非常滑稽反常：科研成果的发表，自有一套标准流程，首先是科研工作者严格遵守科研规范与程序，确保科研结果准确严谨；到了学术刊物审稿环节，审稿人员要秉持专业态度核验相关成果数据与原创性，守住学术发表最重要的一道端口；同时，这也绝对离不开院校与科研机构开展常态化学术诚信教育，建立内部自查自纠机制，从源头遏制学术不端滋生。
但是，从此前“耿同学”被坐实的举报内容以及最新的潜在举报目标而言，上述一系列的科研规范流程，可能都是失效的。当内部的学术净化机制失灵，就难挡外部监督力量进场，来帮相关方面做学术“清道夫”的工作。内在角色缺席，围观力量却撄其前锋，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圈的悲哀。
杰青不只是科研人员更是学术管理者
“耿同学”此前举报的多人以及其声称即将举报的学者，基本都拥有杰青或长江学者的头衔，有的甚至兼而有之。在中国的人才体系中，杰青与长江学者是仅次于院士的存在，享有隆盛的社会声誉、丰裕的科研经费与巨大的学术话语权。
能够爬上学术江湖的金字塔尖，他们肯定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赋，也必然付出过无比艰辛的劳动。但正因如此，他们才越应该珍惜羽毛，以赤诚的学术敬畏之心，对待自己的科学研究。
相对于做着巨大繁复工作的被举报者，举报者“耿同学”自然坐拥一种优势：他只要挑出哪怕一个错误，就可以指称某项学术工作存在问题，就可以向科研工作者“发难”。这正是学术批评的经典困境：说有易，说无难。身份的不同，注定了这场交锋的不对等。但不能因为如此，科研工作者就觉得遭受了不公。
在这一点上，那些拥有杰青或长江学者帽子的大咖们更应戒慎自省。了解现代学术体制的人都知道，现代学术早已不是单打独斗，某种程度上已是一种学术科层体系。一个杰青或者长江学者就是一个实验室、一个团队，除了带头人，依次还有资深教授、普通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以及一众研究生们。
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，杰青或者长江学者其实已不单是科研人员，更多是一个学术管理者，一个课题“承包商”，他们申领课题，派发项目，给团队的人工作岗位、研究资助、经费报销，因而底下的人常常称他们为“老板”。
这种学术体制对杰青与长江学者其实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，他们的声望来自他们的权力以及所领导的实验室的成果；另一方面，一旦自己疏于管理，实验室出现丑闻，他们就要承担责任。哪怕主要问题不在自己身上，他们也没法甩锅。
就像这次被“耿同学”举报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，调查结论称，他本人未参与具体实验，但作为通讯作者，对数据失察失管、未尽审核责任。这正是实验室管理失察一个最直观的例子，作为杰青、长江双料学者的王平被解职一点都不冤枉。
学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原创与求真，当学术打假由外部力量来推动，甚至变成自媒体博主预告式打假，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信号。尤其当打假目标集中指向杰青、长江学者这类学术中坚时，问题就更显得严峻而紧迫。
要让“耿同学”们不必冲锋在前，唯一的方式，就是让内部的学术监督重新跑在外部曝光之前。高校、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必须重建内部自净能力，校正学术研究的规范边界，将学术造假消灭在萌发之前。否则，今天“耿同学”能打假，明天别有用心的“李同学”也能抹黑。到那时，学术圈的底线也就将不复存在。